高潮总是短暂的，新基金发行也无法例外，近期的基金发行市场就进入到高潮过后的平淡期。

　　中国经济网记者注意到，来自万德资讯的统计表明，目前正在市面上公开发行的基金约有36只，但其中来自大公司旗下的产品寥寥无几，时下只有广发和南方的产品处在发行档期，而且新基金的拟任基金经理中很难见到熟悉的名字，颇显星光黯淡。

　　这究竟是怎样的一回儿事呢？

　　“终于等到你”

　　可能对于广大的基金投资者而言，在售的新基金中很多基金公司的名字显得生僻且拗口。

　　记者发现，这些基金包括了泓德远见回报混合、创金合信沪港深研究精选混合、江信同福混合、华融新利灵活配置混合、华福大健康灵活配置混合、红土创新新兴产业混合、泓德创业混合、东兴改革精选混合、永赢量化灵活配置混合发起式等。

　　上述的基金来自于泓德、创金合信、江信、华融、华福、红土创新、东兴、永赢等新基金公司。中国经济网记者查阅相关资料发现，泓德基金、创金合信基金、江信基金、华融基金、华福基金、红土创新基金、永赢基金均建立了自己的公司网站，而只有东兴基金尚没有建立自己的网站。记者注意到，上述基金公司此次集中发行的产品基本都为灵活配置混合型基金，而目前基金发行市场已经由好转坏了，此次集中上阵又所谓何故呢？

　　综合记者的相关采访，记者了解到，前期新基金发行好的时候，银行等代销渠道会集中发老公司的新产品，特别是那些明星基金经理的新产品尤其受到代销渠道的关照；近期，新基金发行进入到了真空期，新基金公司的新产品则集中上柜。而至于集中发灵活配置型新基金，则或许和新基金公司人才储备不足有关。

　　有趣的是，纵然是此次同批发行基金的新基金公司，其发行基金的策略也是不一样的。举例来看，8月13日，红土创新新兴产业灵活配置混合型基金开始募集，这是红土创新基金公司的首只公募产品。资料显示，红土创新基金公司成立于2014年6月13日，是国内首家创投系基金公司，也是业内第92家获得设立核准的公募基金公司。成立时间超过1年后才推出首只公募产品，其推公募产品的速度慢于其之后成立的基金公司。相比之下，泓德基金今年3月3日成立，5月21日便成立旗下首只公募产品，旗下目前已成立2只公募产品，2只产品正在募集中，分别是泓业混合和远见回报混合。

　　而记者统计表明，随着红土创新基金公司开始发行募集第一只公募产品，国内前96家基金公司均有了属于自己的公募产品；同时，成立时间稍晚的基金公司再也不用受到“挂公募牌行其他事”的质疑了。

　　新发基金难见熟名

　　来自万德资讯的统计表明，算上红土创新的话，在2015年6月30日前成立的基金公司都已经有了属于自己的公募产品，不过成立于7月3日的金信基金目前还尚无公募产品。

　　除去新基金公司集中发产品证明基金发行由盛转衰外，另一点的证据是目前在档发行新基金的拟任基金经理“星光黯淡”。记者注意到，目前正在发行基金的拟任基金经理中稍微资历久一些的包括了季峰、贺涛、倪明、刘明月这四位。这其中，季峰是广发上一只大数据基金的掌门人，此次二度挂帅；贺涛在华安基金深耕固定收益类基金多年，在业内享有很高的知名度；而倪明从当初出道在大成辅助王维刚到后来转投银华基金独挑大梁，其名头在业内越来越响；此外，从广发转投中欧的刘明月也是业内的旗帜性人物。

　　但除了这四个人外，我们基本在基金经理一栏中看到的是一个个陌生的名字。这当然与基金所属的基金公司欠缺知名度有关，而有趣的是，在这些名字中相对熟悉的也是来自次新基金公司的赵菲。记者注意到，今年以来中融基金看重分级基金这块业务，而该公司发行的多只分级均由赵菲挂帅。

　　对此，一位基金分析师指出，近期的基金发行市场中缺少了任泽松、宋昆、楼鸿强、彭敢这样星光熠熠的人物，这或许会减少新基金对基民的吸引力；但是也要注意到，市场经历过前期的大幅调整后已经凸现投资价值，新基金此时建仓时机不错，或许在这批新基金公司的新基金中也回跑出下一个任泽松式的人物。

　　如是看来，眼下或许是我们静静挑基的时刻了！(记者张桔)

　　原标题：如何记住你的名字?基金发行高潮似已远去

　　稿源：中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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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上周六通过的《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2015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的议案》的决议，将2015年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限额锁定在16万亿，预计债务率为86%。在地方已债务累累、负担沉重、风险集聚的情况下，建立债务总额控制机制，限定地方债务最高限额，完全必要，也符合当前地方债的实际。但是，如何控制债务总额，如何才能不让地方政府继续明里暗里地扩大债务，并非靠债务限额就能达到目的的，而必须多管齐下。最迫切的，是建立债务偿还机制，把债务偿还与债务增长有机结合起来。

　　地方债务在较短时间内突破10万亿大关，并继续快速攀升，很重要的原因是地方政府只知用负债方式扩大政绩、制造影响，而把偿债责任全推给后任，且后任也抱同样想法。于是，债务风险成了接鼓传花，最终不知会在谁手上爆发。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以供销社社员股金为代表的社会集资，曾让地方政府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包袱，因此引发了许多群体性事件。后在各级政府努力下，集资风波被一次次化解，各种集资也最终得到了消化。但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出现了更大的负债风险。不同的是，九十年代主要以企业负债为主，而现在却是以政府负债为主。而提供资金者主要是银行。如此一来，政府和银行也就绑在了一起，只要地方债出了风险，随即就会引发金融风险。

　　问题在于，地方的实际债务率可能还要超出86%，而从地方负债的热情来看，似乎并没有减弱，很多地区仍在想方设法通过各种平台负债，而银行等机构也没充分认识政府负债的风险，继续配合地方政府负债。16万亿的限额，意味着地方政府今年只有6000亿新增债务空间，这显然不可能满足地方政府的建设需要，很难不突破。而要想不突破，地方政府必定会通过非正常手段满足数据需要。要知道，迄今真正建立了债务偿还机制的地方还是少数，更多情况下，都是烂泥萝卜擦一段吃一段，很少考虑后果。这也意味着，只要不把控制债务总额与建立偿还机制结合起来，要想达到控制总额的目的，难度极大，甚至可以说没有可能。

　　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负债都不可怕，可怕的是只想负债、不想偿还。事实上，这样的做法，带来的不仅是债务规模的扩大，还有社会资源利用率的下降。以信贷资金为例，如果对政府或企业适当控制融资，就会不断增强政府或企业的“节支”意识、资金流动意识，就能不断地提高资金运转效率和利用率。反之，则会效率越来越低、利用率越来越差。美国以远低于我国的M2创造高出我国两倍以上的GDP，除了科学技术水平的差异外，更主要的还是我国政府和企业的资金利用率太低、运转效率太低。

　　为了化解眼前的矛盾和风险，在地方到期债务的处理上，财政部通过债务置换的方式，已经给地方政府缓冲的机会。但这种只救眼前、不救长远的做法，若不与债务偿还机制相配套，未来怎么办？因此，无论如何，化解债务风险的真正手段，还是要建立债务偿还机制，以真正遏制地方政府盲目负债的冲动，使债务形成与债务偿还形成良性循环，债务风险才能得到有效化解。

　　眼下，地方为了减少直接负债压力，纷纷推出了PPP负债模式，从眼前看，这确实是比较有效的手段。问题是，地方政府过去这些年来已用尽了绝大多数可以利用的资源，特别是水、电、气等可以资产证券化、推进PPP合作等优质资源，新增能用于PPP的，基本是公益项目、公共事业，也就是说，名为PPP，实为政府直接建设，只是从向银行负债转向社会资本负债，且回报只会高于银行。那么，从控制政府债务总额的角度看，压力还是非常大的。尤其对通过政府购买或回购服务的地方来说，未来的债务压力是可想而知的。说到底，还是要有债务偿还机制作保证。

　　所以，在控制债务总额、建立债务最高限额的同时，建立债务偿还机制，是达成债务总额控制目的的关键。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须将建立债务偿还机制上升到法律层面，以此约束和控制地方政府的行为。不然，16万亿也好，18万亿也罢，难保不会成为数字游戏。(谭浩俊资深财经评论人)

　　原标题：设债务最高限额，还需建债务偿还机制

　　稿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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