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6日，新京报关于“星光专项基金”的调查报道。

　　民政部将介入核查星光专项基金乱象

　　“星光专项基金”运行不到2年即终止，存管理不善、拖欠费用等7大问题；主管机构称将追责

　　 “‘星光专项基金’缘何夭折”追踪

　　昨日，新京报刊发了调查报道《“星光专项基金”缘何夭折》，对救助脑瘫儿的“星光专项基金”运行不到两年即终止、运行成本超善款半数、管理混乱等问题进行了报道。对此，国家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执法监察办公室副主任绍兴平昨日表示，已关注此事，将对该基金相关情况进一步核查。作为该基金的原主管挂靠机构，儿慈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很可能会通过法律手段，追究相关人员法律责任。

　　救助基金资金告罄终止运行

　　涉事的“星光专项基金”最初以救助脑瘫儿童之名成立，共募集了142万元现金及价值67万元的物资，成立后挂靠单位由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福基会)转为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儿慈会)。但在运行不到两年，儿慈会下发了该基金的终止决定。

　　在相关文件中，显示儿慈会在2013年6月，发现“星光专项基金”资金告罄，遂决定终止该基金协议。

　　在这份终止决定中，儿慈会罗列了“星光‘窝梦’基金”工作缺乏规划、拖欠借款、员工管理不善、不提交工作报告、拖欠基金会费用等七个问题。

　　而据新京报记者调查发现，“星光专项基金”运行成本近86万元，超过募集善款的一半，而相关协议规定管理经费不得超过10%。对这些问题，“星光专项基金”原负责人均拒绝详细回应。

　　民政部介入核查“星光专项基金”

　　“我们已关注到你们的报道，接下来我们会向局领导报一下，对反映的情况将和基金会进一步核查，有情况也会及时向你们反馈。”9月6日下午，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执法监察办公室副主任绍兴平说，如果发现问题多，将深入查账。

　　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基金管理处副处长沈东亮表示，将对此事进一步了解，至于下一步，将视具体调查情况而定。

　　“我们会在适当的时候，通过我们基金会的网站对这个事进行一个说明。”9月6日晚间，儿慈会秘书长王林回应。

　　王林称，儿慈会在2013年整改发现“星光专项基金”存在相关问题，所以马上终止协议，“我们也一直在追相关人员的责任，实在不行，将通过法律手段。”王林说，现在，所有的合作项目都要有入会调查，所有大型的活动都要经过基金会审批，所有的专项基金必须建立档案。

　　追问1

　　专项基金管理有无专门法规？

　　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基金管理处副处长沈东亮说，专门针对专项基金管理的文件，现在还没有。

　　沈东亮表示，现在依据的法律法规，一个是国务院颁布的《基金会管理条例》，一个是民政部发的部门规章，譬如说《基金会年检办法》、《基金会信息公开办法》和《关于基金会行为的若干规定》。

　　北京市岳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岳屾山认为，基金的地位尴尬，要挂靠到基金下面，钱要归基金会管，然后取出来要通过基金会，没有独立的法人资格。现在国家对于基金、福利只有一个基金会管理条例，没有明确的法律支撑。基金在法律上面就有短板，在实际执行当中虽然有条条框框的规定，但是在实际执行当中就可能流于形式。

　　追问2

　　慈善项目出问题如何追责？

　　“基金会要对项目的监督、管理承担相应的责任。”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执法监察办公室副主任绍兴平说，如果名下的慈善项目出问题，首先会要求基金会自查，这涉及基金资金的内控问题。

　　如果调查发现涉及基金工作人员职务侵占等问题，和公司的做法是一样的，该开除的开除，该终止合作的终止合作。如果确实是涉嫌犯罪的，基金会可直接向公安部门报案。

　　从民政部门的角度来说，对基金会只有监管的权力。若出现基金会自己监管不善的，涉及基金会本身有违法违规的，我们会下发责令整改通知或者在基金会年检时提出改进建议，如果是一般性的管理问题，那他自己内部加强管理。对基金会的处分有从最轻的警告到最严重的撤销登记都有可能。

　　针对报道中提及的运行成本畸高等问题，绍兴平表示，我们考察某一个基金会，并不是考察某一个项目的运行成本，而是考察整个基金会的运行成本。每个项目和每个项目不一样，有的项目可能自己贴钱干呢。“例如，这个星光专项基金，如果项目愿意继续维持下去，可以拿钱往里面补，这也不是说不可以。”

　　追问3

　　基金管理费用如何监管？

　　根据协议，儿慈会和“星光专项基金”按照募款总额的10%收取管理经费，其中5%由儿慈会用作管理经费，5%作为星光基金管理经费。

　　但儿慈会提供的一份粗略账单显示，基金仅救助了13名包括脑瘫患儿在内的贫病儿童，耗资59万元、19项宣传倡导活动费用共计8万余元，剩余的近86万元被用于管理费、行政支出以及人员支出。

　　基金管理费用如何监管，是按相关协议计提还是实报实销？

　　对此，绍兴平表示，民政部门作为监管部门，并不会对基金会要求具体到计提还是实报实销，我们会看一个总的比例。具体到怎样一种报销方式，就得根据基金自己的情况。这个在法律上没有明确的规定，但最后我们看的是你总账是否平衡。基金不是一个独立的主体，最后的账目都要合并到基金会这个总体中来。

　　建议

　　公募慈善基金应引进专业管理人员

　　针对“星光专项基金”的夭亡，有公益界人士指出，其折射出的是我国慈善专项基金管理混乱、监督失效、追责机制不健全的现状。

　　对此，北京市岳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岳屾山建议，在制度建设方面，民政部应该完善对基金会的制度设计，包括基金会内部制度管理。除了制度方面，提升基金管理人员的专业素质也很重要。有时大家觉得行就运作基金，但是如何运作、管理、发放却缺乏相关的培训。现在有些领域已经开始引进专业的公益人，就像职业经理人一样，他除了要靠自己的爱心奉献来参与工作，也是要有一定的收入，有一个体面的收入，他要用专业的管理知识来运作支配基金，让基金良性运作。

　　岳屾山表示，公募慈善基金现在还存在社会公信力不足的问题，这主要是因为善款的收支透明度不够，如果公开明细，大众知道每一分钱的去处，就能提升公信力。此外，公众也应该逐步转变对公益的观念，不能认为做公益就应免费。(记者肖鹏实习生米惠惠刘思维)

　　原标题： “星光专项基金”运行不到2年即终止民政部将核查

　　稿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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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专门的调解中心实行保险行业协会、法院、交警三方联动机制

　　10月10日上午，南昌市保险合同纠纷调解中心“揭牌仪式在南昌市高新区法院举行。调解中心的设立，有利于实现行业调解和诉讼调解的无缝对接，充分发挥保险行业组织在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纠纷中的作用，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缓解法院案多人少的压力，保护保险消费者合法权益。

　　揭牌仪式现场

　　保险合同纠纷今后可调解

　　在当天的成立仪式上，南昌市保险行业协会联合南昌市高新区法院、南昌市公安交管局高新大队，举行“南昌市保险合同纠纷调解中心”揭牌仪式，这标志着正式启动南昌地区保险纠纷诉调对接工作。

　　近年来，保险合同纠纷诉讼案件数量迅速增长，导致保险消费者维权成本过高、耗时过长。“长期的实践告诉我们，化解基层的矛盾纠纷，不能仅靠法院的诉讼渠道，还要充分发挥行业调解、人民调解等多种非诉讼的优势。”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罗辉指出，人民法院与南昌市保险行业协会合作，建立保险合同诉调对接工作机制，邀请社会组织与人民法院相互配合、相互衔接参与社会矛盾纠纷化解，引导群众自愿选择公平、高效、低成本的维权，有利于提高人民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也有助于人民法院更好地服务群众、保障群众司法权益。

　　据介绍，该调解中心设在南昌市公安交管局高新大队，实行协会、法院、交警三方联动工作机制，在当事人自愿、平等的基础上，对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与保险公司发生的保险合同纠纷，涉及被保险人、保险公司的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以及涉及保险公司的其他纠纷进行调解，帮助消费者实现法律规定及合同约定的各项权益，有效保护保险消费者合法权益。

　　无缝对接保护消费者权益

　　罗辉强调：“调解中心的设立，进一步发挥‘三调联动’平台的纽带和桥梁作用，通过新的工作机制，推动实现行业调解和诉讼调解的无缝对接，有利于充分发挥保险行业组织在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纠纷中的作用，为当事人解决保险纠纷提供更多可选择的化解渠道，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缓解法院案多人少的压力。”

　　纠纷诉调对接机制是保险参与社会管理和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新举措和新亮点，是进一步推进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战略新策，是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的有效途径，是关注民生保护保险消费者权益的重要举措。江西省保监局副局长魏竹勇指出，针对部分当事人对保险纠纷诉调对接工作机制不甚了解甚至心存抵触的现状，调解中心、省保险行业协会、各级保险公司要多渠道宣传保险纠纷诉调对接工作成效及相关典型案例，增进群众对非诉纠纷解决机制的认同感和信任度。

　　为确保调解中心的高效运转，该中心聘请了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员张志文为调解中心专职调解员，他深有感触地说：“诉调对接工作是新时期司法改革工作的新的尝试，是推进依法治国的一项举措，我一定恪尽职守，认真调解每一个案件，让保险人、被保险人、第三者在调解过程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熊舒娟万魏华新法制报记者杨海涛摄影)

　　原标题：南昌保险合同纠纷今后可调解

　　稿源：中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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