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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北京8月11日电(记者许晟、华晔迪)做企业，最让人睡不着觉的，莫过于经济下行中身处产能过剩行业，产品卖不出、银行压缩贷款、削减产能又面临人员难以分流……走访过剩行业有代表性的微观主体，看看企业如何应对当前局面，又如何走出现实困境，对于眼下仍处转方式调结构“爬坡过坎”关键时期的中国经济，具有参考意义。
“降本＋增效”省下就等于“赚到”
集团除董事长以外的高管全部取消专车和司机；废弃物处置权包干下放到企业基层组织；全员参与营销，原本用于广告的费用奖励给业绩好的员工……只是一些规则机制变化，省下的成本或是激发积极性新创造的效益，动辄就是数千万元。
这是旗下多种化工产品产量位居全球第一的湖北宜化集团正在发生的转变。身处产能严重过剩的化工行业，宜化集团多种产品所处行业全国产能利用率仅六成，一些产品价格在一年多时间里近乎腰斩，竞争压力可想而知。
降本加增效成为必然选择。“转变管理机制，激发的员工积极性和潜力，实在是太惊人了。”谈及降本增效措施给企业带来的变化，宜化集团董事长蒋远华告诉记者，目前集团80%的利润直接或间接来自于降本增效。
在浙江，铝合金轮毂行业的全球领跑者万丰奥特的选择是提质增效。针对铝合金轮毂行业劳动力密集、高能耗、重污染的特点，该集团正通过数字化、绿色化，改造生产车间，提高生产效率、控制质量。
升级的制造工艺令生产效率得到大幅提升。“转型升级后，公司的人均劳动力生产效率是转型前的3倍以上。”万丰奥特控股集团董事长陈爱莲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目前，万丰奥特生产车间已经重新布局，形成“上有太阳能、地下天然气、中部机器人”的格局。陈爱莲告诉记者，从设计、模具制造开始，再到工业流的布局，公司都使用了机械手、自动化生产。
拥抱互联网跟上形势“方能存活”
在产能严重过剩的钢铁行业，钢贸企业竞争非常激烈，业内预计，钢贸企业将在未来至少减少一半。主营钢铁贸易的华南物资集团去年实现销量600万吨左右，在西南、两湖、两广、华东都有营销网络，是行业内有一定影响力的民营企业。
在互联网大势下，华南物资集团选择的是做互联网第二方平台，与宝钢直接合作，共同打造欧冶云商，将传统贸易电商化。华南物资集团董事长李刚认为，并不是所有企业都适合“互联网＋”，但所有企业都应该有“互联网＋”思维，要顺应这个时代的趋势，懂得分享与合作。
“互联网＋”改变了华南物流集团的组织架构，重新定位了客户，改变了企业的交易模式，重新规划了盈利空间。“把贸易做成服务，打造整个体系的物流环节，是华南物资集团做‘互联网＋’要实现的目标。”李刚说。
恶性竞争、产能过剩一直是线缆行业的痛点。在线缆行业经营数十年的远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在2010年便开始布局互联网，谋求产业升级。如今，远东控股打造的电缆网全球门户网站、买卖宝全球电工电器交易平台、中国电缆材料交易所平台等“互联网＋”项目，已成为行业中具备一定影响力的网络平台。
“消化过剩产能一定要靠先进理念，突破技术工艺，特别是利用互联网。”远东控股董事局主席蒋锡培说，所有行业中有优势的企业如果能顺应互联网发展趋势，结合自身优势做升级，机会还会很多。
布局新产业新思路指引新出路
在汽车零部件制造行业经营多年的万丰奥特，通过控股加拿大航空飞机制造企业引进先进技术，历时3年基本具备生产飞机整机能力。“明年就可以生产、制造飞机了。”陈爱莲说，集团公司还将配合飞机制造，未来10年在全国建设100个飞机场，同时进入航空、通航领域，建设培训学校等。
远东控股则基于线缆主业转型智慧能源、智慧城市的系统服务。目前，远东控股提供的智慧系统服务已在上海等地投入应用。
“依托自身的智能平台、智能监控系统、大数据信息，集团公司可以实现系统服务的总包安装和能效管理，实现整个产业链覆盖。”蒋锡培说。
原标题：头顶“产能过剩”的帽子企业何处寻生机？
稿源：新华网
作者：许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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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网7月23日电针对中国移动降薪传闻，今日中国移动发言人对中新网IT频道表示，目前，中国移动正积极研究制定全集团整体薪酬制度改革方案，不会层层降薪，本着薪酬与效益挂钩的原则，将薪酬适度向一线人员倾斜，进一步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实现薪酬水平适当、结构合理、管理规范、监督有序。
有消息称，在昨日中国移动年中总结会上，中国移动发布的降薪方案显示，中国移动二级正以上官员年薪将降50%，各省公司班子成员降40%，处长一级管理人员降20%。该消息未经中国移动官方确认，但有中国移动的工作人员对中新网IT频道表示，“降薪消息是肯定的，但是怎么降还没收到通知。”
上述发言人在回应中还表示，薪酬改革是中央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要任务；中国移动认真贯彻《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前期已经完成集团公司负责人薪酬改革。(中新网IT频道)
原标题：中移动证实降薪传闻:不会层层降与效益挂钩
稿源：中国广播网
作者：于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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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管理机构广泛参与金融市场资金融资，当某资产管理机构经营失败引发信用风险时，交易对手金融机构也将面临突发性风险冲击，进而通过金融风险传染提高了资产管理机构在金融市场的融资门槛，极端情况下可能会导致金融市场流动性枯竭。
●金融市场风险运行显性化，主要表现为我国不良贷款余额连续十四个季度上升，资本市场巨幅波动，资产管理产品兑付风险加快暴露。
●在我国金融分业监管体制下，需要明确资产管理机构的法人主体地位，限定风险资产管理规模与注册资本的最高比率，统一资产管理机构监管主体。
●反思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中金融机构在销售产品过程中给消费者造成的伤害，各国加强了以保障金融消费者权益为核心的行为监管。资产管理业务是行为监管的重点。
资产管理业务与传统金融业务并无实质区别，也面临各种金融风险冲击，并影响到金融系统稳定性。在金融分业监管体制下，我国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围绕监管套利的创新活动异常活跃，特别是资产管理业务交易结构设计复杂，交易链条过长，缺乏足够微观审慎，助长了金融市场投机，加剧了金融市场波动，存在较大的金融风险隐患。因此，加强资产管理业务监管，有着极为现实的意义。
资产管理业务发展现状
资产管理本质是“受人之托、代人理财”的信托业务。目前，资产管理业务已经涵盖银行、证券、保险、基金、信托、期货等各类金融机构，投资范围几乎涉及金融市场所有可估值或交易的金融产品与工具，并逐步成为全球金融市场运行的重要力量，具备了对金融体系的系统性影响力。据普华永道预测，全球资产管理规模将从2012年的63.9万亿美元上升至2020年的101.7万亿美元，复合年增长率接近6%。我国资产管理业务潜力巨大。截至2015年6月末，我国银行业类金融机构资产管理规模接近33万亿。证券期货经营机构资产管理规模也已突破30万亿。保险业总资产规模突破11万亿元。
加强资产管理业监管的理论基础
目前，欧美各国基本上都没有针对资产管理业务制定专门法律法规，相关监管措施散见于规范资本市场运作的各类法律文本中。各国资产管理业务监管重点在于防范由信息不对称产生的代理人道德风险，维护受托人利益。但伴随着资产管理业务规模的发展壮大以及与日俱增的市场影响，加强资产管理业监管逐渐进入发达经济体金融管理当局的视野。2013年9月，美国财政部金融研究办公室发布报告指出，规模高达53万亿美元的资产管理业处于高度集中状态，容易受到类似于压垮贝尔斯登和雷曼兄弟的银行式压力的冲击，进而可能对整体金融体系带来风险。
加强资产管理业务监管的理论逻辑在于资产管理业务及资产管理公司的脆弱性和外部性：
一是利润最大化倾向。长期利率的趋势性下降，以及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主要经济体国家规模庞大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进一步创造了低利率的金融环境，促使资产管理业务经理人投资于风险更高的金融资产。基于资产管理规模和销售规模的收费制度，直接与资产管理组合最大回报相挂钩，因而资产管理人利润最大化倾向与自身报酬最大化存在一致性，主观上鼓励其为追求更大利润回报去冒险，并迎合投资者对高回报的要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源于美国次贷危机发酵，此前资产管理机构通过CDS(Credit Default Swap，信用违约互换)和CDO(Collateral Debt Obligation，担保债务凭证)大量参与次级房贷衍生业务，助长了次贷业务的非理性增长。由此可见，资产管理行业利润最大化倾向与传统金融机构并无实质区别。
二是集中赎回风险。资产管理业也同样面临流动性问题。为获取最大化投资回报，资产管理人往往尽可能投资于流行性差的金融资产，这与银行将主要资金运用于非流动性资产殊途同归。但投资者在合同约定条件下赎回，将给资产管理人流动性管理带来巨大挑战。特别是公开募集机制向投资者提供的无限制赎回权将给资产管理人带来巨大挑战。在金融市场遭遇突发性内外部冲击时，投资者集中赎回将有可能形成资产管理产品的“挤兑”风险。2007年美国次贷风险加快暴露，由于RMBS(Residential Mortgage Backed Securities，住房抵押贷款支持债券)和CDO价格急剧下降，或出现有价无市现象，使购买了大量较低级别RMBS和CDO的对冲基金投资人赎回压力骤然增加，2007年7月19日美国贝尔斯登公司(Bear Stearns Cos。)旗下的两家对冲基金被迫关闭。
三是传染性风险。资产管理资金运用范围几乎囊括金融市场所有的金融工具与产品，交易对手涉及各类型金融机构，并成为金融体系交易网络的重要结点，既可能是金融风险源头，也容易成为金融风险传染中继站。当某种类型资产管理组合出现风险而面临赎回时，必将传染到相同类型资产管理组合，同时也会传染到资产管理组合涉及的交易对手金融机构。资产管理机构广泛参与金融市场资金融资，当某资产管理机构经营失败引发信用风险时，交易对手金融机构也将面临突发性风险冲击，进而通过金融风险传染提高了资产管理机构在金融市场的融资门槛，极端情况下可能会导致金融市场流动性枯竭。2008年，美国雷曼兄弟在谈判收购失败后宣布申请破产保护，就引发了全球金融海啸。
四是过度使用杠杆风险。为获取高额回报，资产管理人通过加杠杆广泛参与期货、期权、互换业务、证券融资、回购协议等业务，增加了金融市场运行不稳定性。1998年初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拥有40多亿美元资本，但通过加杠杆所持有的资产高达1200多亿美元。过高杠杆使得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对小概率事件发生缺乏风险缓释能力，因在债券市场做错了方向而导致公司破产。
五是高频交易风险。高频交易(High Frequency Trading)是利用计算机系统和复杂运算所主导的股票交易能在毫秒内自动完成大量买、卖和取消指令。高频交易一旦程序出错或人为疏忽都有可能对市场走势造成灾难性影响。2010年5月6日，道指“闪电崩盘”，最多暴跌超过千点，市值更瞬间蒸发逾8600亿美元，创美国股市有史以来最大单日盘中跌幅。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就导致当日暴跌的“异常交易”展开调查，高频交易被认为是罪魁祸首。股指跳水激发高频交易连锁反应，计算机以闪电般速度接连发出卖单，疯狂寻求止损，最终导致蓝筹股埃森哲公司等多只股票短时间内失去几乎100%市值。
我国资产管理业主要问题
一是资产管理混业运作与分业监管存在冲突。我国商业银行理财业务已完全摆脱分业监管限制，借助资产管理产品载体广泛参与资本市场业务、贷款业务。证券公司资产管理计划可以为上市公司大股东提供商业银行股票质押贷款的融资服务。保险公司资产管理计划可投资于资本市场，并为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融资支持。从当前我国银、证、保资产管理业务资金运用范围看，几乎没有实质性差异，基本具备“全能银行”特征，与现行金融分业监管形成巨大冲突。
二是资产管理规模扩张不受约束与资产管理机构风险资本抵补能力较弱存在冲突。如果按照“穿透”和“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分析，那么不难发现资产管理业务大体经营与传统金融机构类似业务。而传统金融机构均要面临严格资本约束，限制其业务规模盲目扩张。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各类资产管理业务基本没有资本约束，也无杠杆率限制，使得经营“类传统”金融业务的资产管理业务存在明显的监管不足。在现行监管规则下，资产管理机构很少的资本就可以将资产管理规模扩张到千倍以上。
三是资产管理“信托”本质与事实上“刚性兑付”存在冲突。资产管理本质上是信托业务，理论上只要在信托约定范围内严格履行业务，资产管理人就无须为资产组合风险承担责任。在实践中，我国资产管理业务却存在事实上的“刚性兑付”。此外，我国资产管理业务规范不足，不同行业资产管理业务投资者门槛差异较大，信息披露制度不规范，对资产管理人监督不足，多从事“资产池”运作。
四是资产管理风险隐性与金融市场风险显性存在冲突。当前我国资产管理业务运行风险隐性化。为规避金融分业限制，商业银行理财资金运作需要借助提供通道服务的第三方金融机构，作为名义上的受托资产管理人。但受托机构并不掌握持续充分的业务信息，也缺乏管理业务风险主动性。且资产管理业务交易结构设计日趋复杂，主要表现在参与金融机构地域分布的分散性和参与机构行业分布的广泛性，主要是为增加业务隐蔽性，来逃避分业监管和属地监管。但同时金融市场风险运行显性化，主要表现为我国不良贷款余额连续十四个季度上升，资本市场巨幅波动，资产管理产品兑付风险加快暴露。
加强我国资产管理业务监管的路径选择
一是资本监管。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金融稳定理事会、巴塞尔委员会提出要进一步加强资本监管。理论上资产管理机构不用承担资产运作失败风险。但在资产管理业务运作过程中，资产管理人客观上也需要资本来承担因为道德风险或操作风险而给受托人造成的经济损失。在某种程度上资本是其资产管理与运作能力的综合体现。按照“穿透”和“实质重于形式”原则，资产管理运作资产基础依然是传统资金融通业务，为体现公平竞争有必要对资产管理机构实施与传统金融机构相同的资本监管约束。对资产管理机构实施资本约束，可防止资产管理机构受托资产业务规模不受约束扩张，也避免资产管理机构过度使用杠杆及其他高风险金融工具，增加资产管理业务的稳定性，降低资产管理业务运作的系统性风险。在我国金融分业监管体制下，需要明确资产管理机构的法人主体地位，限定风险资产管理规模与注册资本的最高比率，统一资产管理机构监管主体。
二是行为监管。行为监管的主要任务是维护金融市场的公正和透明，监督金融机构对待消费者的行为，维持金融消费者信心。反思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中金融机构在销售产品过程中给消费者造成的伤害，各国加强了以保障金融消费者权益为核心的行为监管。资产管理业务是行为监管的重点。对资产管理业务实施及时有效的行为监管，可以减少受托人与管理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降低资产管理人冒险倾向和道德风险，保障受托人的合法利益。在我国，需要统一相同风险类型资产管理产品合格投资人条件，确定不同风险类型资产管理产品合格投资人门槛，完善资产管理产品定期与不定期信息披露制度，建立资产管理产品统一登记系统，加强投资者权益保护，出台投诉与纠纷处理程序以及救济赔偿机制。
三是风险监管。加强风险监管是金融监管常规内容。风险监管主要依靠非现场监管和现场监管两种方式。非现场监管，主要依靠监管指标来监测资产管理业务整体风险暴露状况，涉及流动性风险、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的敞口与比例，需要通过精心设置的监管指标来反映。现场监管需要监管当局深入资产管理业务实际，分析资产管理业务运作及风险形成机理，纠正并处罚资产管理人违法违规及违反合同约定行为。加强风险监管需要系列监管法律法规为支撑，并配合监管当局规范性文件，才能有效提升资产管理业务监管效率。
(作者为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博士)
原标题：资产管理业监管逻辑及路径选择
稿源：新华网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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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北地区黑土地上，玉米已经进入收获期。
尽管丰收在望，种粮大户陈卓已经开始为明年种什么犯愁了。
“国外玉米运到中国，还要比咱们玉米每吨低将近一千元，玉米降价是早晚的事。”陈卓说。
在中国产粮“状元市”吉林省榆树市，像陈卓这样担心玉米政策变化的农民并不在少数。
年初开始，中国相关政策研究和决策部门的官员，密集奔赴东北地区开展玉米收储政策调研，希望推出与市场接近的收储政策。
9月17日，中国临时存储玉米挂牌收购价调整为2元每公斤。这是自2008年以来临储价格的首度下调，相关专家及企业界人士认为，此举将有助于国内玉米市场从“政策市”向“市场市”过渡。
同时，中国农业部在东北四省区部署调减玉米种植面积。吉林省农委公布的今年粮食播种面积，相较2014年减少了91万亩。
中国东北部的黑土地是世界三大“黄金玉米带”之一，由于玉米作业简单，适应性强，加上政策推动，东北地区种植面积逐年扩大。
据统计，东北三省玉米种植面积不断扩大，已由2003年的9417.3万亩增至2014年的16954.5万亩，11年间种植面积增长了7537.2万亩。
“东北地区玉米种植面积的增长，是由大豆、水稻以及杂粮杂豆的减少为代价的，‘五彩农田’变成了‘黄金玉米’。”吉林省农科院院长吴兴宏说。
玉米独大的生产种植结构，在东北地区形成了特有的玉米经济形态，让玉米不断在“资源”和“包袱”之间变换，东北地区曾出现多轮玉米滞销现象。目前，东北地区的玉米库存高达3208亿斤，占全国玉米库存的78%。
同时，从最低保护价设立到2008年临储政策出台，政策对粮食流通调控力度不断加强，“政策市”逐步成为中国玉米市场乃至粮食市场的主要特征。玉米价格在政策推动下，不断水涨船高，“政策市”在保护农民利益的情况下，干扰了玉米市场，出现了价格刚性上调的市场预期。
目前东北地区四省区库存4300亿斤，占全国的48%。“东北地区收储压力巨大，政策性粮食库存年年‘滚雪球’，中央财政负担也越来越重。”中储粮吉林分公司购销计划处处长宋海河说。
另外，由于农民对最低价收购政策的依赖，不断加大投入，农药、化肥施用量接近极限。农用化肥平均施用量达到434公斤／公顷，是安全上限的1.93倍。导致地力逐渐下降、土壤板结，黑土地流失，不仅粮食可持续生产能力降低，且粮食生产成本逐年增加。
“农产品和玉米深加工企业一定程度患上了‘补贴依赖症’，必须实施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改革，破解玉米及部分农产品的两难局面。”中国粮食协会玉米分会副秘书长刘笑然说。
近年来，中国逐步推动农产品价格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改革，对实施近7年的农产品保护性托市收储政策进行调整，棉花、大豆、菜籽等品种相继由收储改为直补。国家采取的各种政策措施，应该是生产归生产，市场归市场，更注重发挥市场形成价格的决定性作用，通过市场价格信号引导生产、调节供求。
2014年，国务院取消了棉花和大豆临时收储政策，并对新疆(含兵团)棉花和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的大豆实行目标价格改革试点。2015年，油菜籽临储收购也实施新政策，收购定价权下放到各省，而补贴方式分为直接补贴给农民和补贴给油厂作为加工费用两种。一直靠国家财政补贴的临储政策变数增加，意味着国家层面开始对粮油收储进行改革。
“尽量要用经济杠杆和经济手段，发挥市场作用，少用行政命令和行政手段，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决定作用。”刘笑然说。
东北地区一直是中国重要的商品粮生产、粮食调运和商品粮储备基地。中国在东北实施的多项改革措施，有助于加快东北地区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变，推动东北地区成为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战略基地。(采写记者：刘荒、齐海山、辛林霞、王炳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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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北京9月25日电(记者欧甸丘、吕梦琦)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苗圩近日在公开场合再次敦促电信企业，做好各项提速降费的优惠措施，确保年底前完成移动流量单位带宽平均资费水平下降30%的目标。看来提速降费，电信企业行动有点慢。
今年以来，工信部多次喊话，运营商的提速降费方案才陆续出台。但遗憾的是，降费方案似乎没有赢得广泛认可，反而遭人议论，被指“鸡肋式降价”“假摔式降费”。
以中国移动推出的夜间流量优惠套餐为例，1GB夜间(夜间23：00至次日早7：00)流量套餐价格为10元，看似优惠诱人，但正常作息的消费者基本用不着。消费者较少用到的套餐资费大降，而大家都期待的“取消国内漫游费”“流量月底不清零”等资费政策几乎纹丝未动，难怪消费者质疑运营商降费的诚意。
还有运营商宣称，如果把已经出台的提速降费方案落实到位，就基本能达到“降价30%”的目标。但如此降费，实际效果必然难以服众，不仅难以赢得消费者的口碑，还会制约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借力“互联网＋”战略推进的步伐。
电信企业提速降费没诚意，本质是一种强势垄断惯出的毛病。必须找准关键病灶，从痛处动刀。当电信企业凭高价卖流量就可赚大钱，主动降低流量费怎么会有动力？
加速电信行业改革、引入更加充分的市场竞争，是推进提速降费的良方。应当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进一步打破垄断，用“鲶鱼效应”倒逼运营商在增值业务和服务质量上谋求创新和改进。同时，有关部门应制定提速降费工作进度的考核办法，适时引入消费者和第三方评价机制，把提速降费惠民政策真正落实到位，让老百姓有真正的获得感。
原标题：提速降费成果要经得起消费者“考评”
稿源：新华网
作者：欧甸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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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期指周四大涨，但有关质疑股指期货规则、期待取消IC合约的声音却越来越响亮。著名财经评论人叶檀周四凌晨发文认为：在机构散户化的时代，股指期货助涨了暴涨暴跌；如机构聚集在某些小盘股拼命拉升，一旦市场下行找不到那么多人来接盘，只能大力卖空期指尤其是IC来对冲，因为持有现货，在套保的名义下在卖空方面肆无忌惮，直到出现实际上的单边做空。她认为：股指期货(尤其是IC)实际上为这些投机做空者提供了一个非常实用的平台。
广州日报记者了解到：近1年来的行情中，股指期货套保占比越来越低、投机占比越来越高；在去年大牛市行情启动初期，成交量、持仓量的比值大约在10倍到15倍，今年7月合约跳升到20倍左右，甚至接近30倍，9月合约的持仓大增，如8月25日成交持仓比为28倍。这一比例在成熟市场仅为1倍~1.5倍。股指期货是T+0交易，日内可多次进出，投机仓位增加，高频交易也增加。直到8月26日中金所发文限仓164位违规者，广大投资者才看到：有投机者每日开仓量高达600手、撤单高达400手。如仅是套期保值，有必要做如此频繁的操作吗？
中投证券广州营业部的多名管理者大散户向广州日报记者表示：有必要改变目前的股指期货操作机制。一方面暂停或停止IC品种的交易，断绝投机平台；另外一个方面将股指期货的T+0交易制度也与A股统一成T+1，交易时间也与A股同步。
而广州日报记者从深圳几家期货经纪公司了解到，确实有专业人士向监管部门提出了暂停IC交易的意见与具体方案；甚至也有部分期货业人士认为：暂停IC虽然不利于期货公司盈利，但却有利于保护投资者；且IC目前的成交量不及IF成交量的十分之一，若暂停，对股指期货市场发展的影响力不算太大。(井楠)
原标题：部分业内人士呼吁暂停中证500股指期货
稿源：中新网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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