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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国金融协会副主席林治洪
传统金融企业与新进入者，既要竞争，又能合作。产业金融与互联网的融合，将是实体经济与商业银行把握互联网发展机遇，重构产业金融价值链的共同选择
互联网给企业带来无限的商机与便利。平等、开放、协作、分享的互联网精神，正在重构整个商业价值链。传统金融服务已无法满足企业需求，企业亟须与其经营活动高度契合的综合金融服务。另一方面，实体产业企业的跨界金融意识正在觉醒。它们利用自身掌握的供应链、产业链上下游之间的商流、物流、资讯流数据，借助互联网，实现“由产到融”转变，从而对传统金融机构产生冲击。
传统金融企业已经起来主动改变。比如，有银行准备通过建立公司网络金融服务平台，围绕客户需求，构建“金融+商流+数据”的商业生态服务体系，形成具备互联网基因的网络金融综合服务。一旦电子商务在银行中发展起来，交易流水资金在银行沉淀，就能获取更低成本的负债，并可根据交易流量进行模型设计，将过去人工金融服务的领域改用工具和模型自动处理，形成客户驱动型营销，推出细分领域的专业化产品，提供更深更透的解决方案。
在互联网推动下，金融产业链将实现分解与重构。在此过程中，将诞生愈来愈多的互联网化、专业化金融机构。如专业化信用卡公司、专业化抵押贷款银行、专业化抵押贷款证券化银行、专业化服务于金融机构的清算行等，现代金融体系功能被分化为多个专业化领域。
传统金融企业与新进入者，既要竞争，又能合作。从互联网金融业务形态来看，整个产业链包括：需求调研、标准化线上服务、大数据采集应用、流程审核、风险控制等环节。前面三个环节为互联网平台所擅长，而后两个环节银行占线下优势。双方借助各自数据优势相互渗透，目前尚处于议价、整合、博弈阶段。产业金融与互联网的融合，将是实体经济与商业银行把握互联网发展机遇，重构产业金融价值链的共同选择。
互联网企业、传统金融业、实体产业在跨界竞争的同时，合作共赢模式也正在形成。依托互联网，实现金融网、物流网、商流网的三网合一，可以有效地促进商业活动。比如，数据管理可以外包、信用卡发卡可以外包、贷款调查也可以外包等。在合作体系中，各方保留自身的核心能力，运用合作联盟资源整合，实现价值创造最大化。
“互联网+”概念，为各行各业注入创新活力，无论是互联网巨头、实体产业，还是传统金融机构，都需要充分借助互联网方式，重新构建适合自己的商业模式和价值链。只有充分利用自身资源和能力，利用互联网大数据精准定位交易主体，快速、便捷提供产品或服务，并有效控制风险，金融企业才能在未来竞争中占得先机。
(记者尹世昌整理)
原标题：传统金融业主动迎接“互联网+”
稿源：新华网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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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资产证券化正在提速。记者获悉，国资委日前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中央企业增收节支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要求“央企加大内部资源整合力度，推动相关子企业整合发展，并加大资本运作力度，推动资产证券化，用好市值管理手段，盘活上市公司资源，实现资产价值最大化”。
作为央企改革升温的一个重要标志，提高国有资产证券化率将是国资国企改革的重要手段之一。初步估计，未来几年内将有30万亿的国有资产进入股市。
多位专家认为，提高国有资产证券化率，能够拓宽融资渠道，盘活存量资本，实现股权多元化，不过，只有持续向上的市场才能够保证国有资产持续地证券化。
地方层面，截至目前，已有20个省市出台了国有资产证券化率的目标，各地区提出的资产证券化率目标一般在50%以上。
以国企重镇广东为例，广州市近日出台的《关于全面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的意见》提出，至2020年，竞争性领域的市属企业将全部实现整体上市或至少控股一家上市公司。强调加大整合重组力度，鼓励企业通过证券市场、产权市场，开展跨地区、跨所有制的开放性联合重组。
去年8月，广东省颁布《关于全面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意见》，提出希望通过5年的努力，让上市公司成为国有企业的基本组织形式，省属企业资产证券化率由现在的20%上升到60%，主营业务完全实现整体上市。
一位央企人士对记者坦言，目前资产证券化是国企实现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最重要方式，此前已经有不少国企上市，但大多数仅仅是将一部分或产业链中的一环上市。
上述人士说，实际上，和国际的一些优秀跨国企业相比，无论是地方国企还是央企，其资产证券化的比例仍然偏低，很多企业可能还不到百分之二十。这对于完善产业链，提高国际竞争力和构建透明现代化的管理制度而言，都不利。
财富证券分析师赵欢表示，推进国有资产证券化，把更多优势资产装进上市公司，其好处是很明显的。可以盘活存量国有资产，提高资产的流动性、透明性，从而使资产易变现、易交易、易监管、易考核，有助于提高国资监管水平，也有助于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与功能的发挥。
赵欢说，目前多数省份国企证券化率不到30%，提升幅度很大，国有资产证券化未来将提速。
赵欢表示，地方和央企资产证券化的推进，将会释放出很大的市场空间。初步测算，未来几年内将有30万亿之巨的国有资产进入股市。因此，国资证券化带来的并购重组、资产注入、整体上市、做大做强广受市场关注。
他认为，从长远来看，国有资产证券化决定着国有企业整体改革的成败，决定着政府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成败，关系到国有经济的整体实力与控制力大小，也关系到地方政府调控经济的能力与发展社会公共事业的能力。
原标题： 20省国资证券化目标超50% 30万亿资产迎重组机遇
稿源：中国广播网
作者：获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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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8月30日，16家上市银行半年报全部出炉，利润增速全部放缓，不良贷款上升，其中农业银行不良率高达1.83%；招商银行不良率上升最快，上升了0.39个百分点。
受利率市场化提速、“三期叠加”压力增大等因素影响，商业银行已至发展拐点，经营已面临新危机状态。对此，银行业应正确对待利差收窄、不良贷款上升现象，并增强危机感和紧迫感，调动一切有利因素，化解眼前经营危机。从目前看，银行业应加速四方面转变，方能使经营立于不败之地。
加速经营理念转变，从迷恋资产规模扩张、高利润回报粗放经营方式中挣脱出来，开展综合金融服务，提供整套金融解决方案，力争成为客户“忠实追随者”。同时，树立消费金融理念，大力发展老年储蓄、投资理财产品、倒按揭等养老金融业务，开展农业、服务业、战略性新兴行业金融服务，大胆探索综合经营模式，整合保险、基金、证券、租赁、信托等多种行业资源，力争成为各类金融服务集散地和整合者，弥补传统存贷业务发展不足。
加速信贷方式转变，从热衷大企业、大额贷款等高大上产业项目中抽身出来，从重大向重小转变、从重国企向民企转变、从重传统生产制造向科技创新转变。尤其根据中小微企业在技术研发、扩大生产中存在大量资金需求，且其本身融资渠道较少，能接受较高利率成本现状，银行业应大力拓展信贷服务；银行业应根据中小微企业生产特点和优势，推出信贷服务“组合拳”，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提供便捷信贷服务。
加速服务地域转变，从钟情国内大城市及经济发达国家金融服务中解脱出来，向国家确定的经济发展区域推进，向广大落后地区中小城镇及农村扩展，向新能源、高科技产业领域集结，大力支持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逐渐提高绿色信贷比重；向经济处于发展中新兴经济体国家进军，为金融业“走出去”提供足够生存施展空间。积极构建全球化服务网络，提高企业跨国经营便利性；加快培育个人跨境产品与服务体系，满足日益增长的个人跨境金融需求。
加速科技创新转变，从习惯原有金融服务方式和服务手段中醒悟过来，加强与互联网金融融合，利用移动互联技术重塑银行产品与服务体系，将银行主要产品与服务快速推向移动端，做到随时随地提供服务；不断丰富移动支付产品，逐步建立网络银行服务基础；深度分析客户行为、消费习惯、风险偏好等，智能识别客户需求，为客户提供个性化贴心服务。(莫开伟)
原标题：商业银行应从四方面应对经营新危机
稿源：新华网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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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管理机构广泛参与金融市场资金融资，当某资产管理机构经营失败引发信用风险时，交易对手金融机构也将面临突发性风险冲击，进而通过金融风险传染提高了资产管理机构在金融市场的融资门槛，极端情况下可能会导致金融市场流动性枯竭。
●金融市场风险运行显性化，主要表现为我国不良贷款余额连续十四个季度上升，资本市场巨幅波动，资产管理产品兑付风险加快暴露。
●在我国金融分业监管体制下，需要明确资产管理机构的法人主体地位，限定风险资产管理规模与注册资本的最高比率，统一资产管理机构监管主体。
●反思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中金融机构在销售产品过程中给消费者造成的伤害，各国加强了以保障金融消费者权益为核心的行为监管。资产管理业务是行为监管的重点。
资产管理业务与传统金融业务并无实质区别，也面临各种金融风险冲击，并影响到金融系统稳定性。在金融分业监管体制下，我国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围绕监管套利的创新活动异常活跃，特别是资产管理业务交易结构设计复杂，交易链条过长，缺乏足够微观审慎，助长了金融市场投机，加剧了金融市场波动，存在较大的金融风险隐患。因此，加强资产管理业务监管，有着极为现实的意义。
资产管理业务发展现状
资产管理本质是“受人之托、代人理财”的信托业务。目前，资产管理业务已经涵盖银行、证券、保险、基金、信托、期货等各类金融机构，投资范围几乎涉及金融市场所有可估值或交易的金融产品与工具，并逐步成为全球金融市场运行的重要力量，具备了对金融体系的系统性影响力。据普华永道预测，全球资产管理规模将从2012年的63.9万亿美元上升至2020年的101.7万亿美元，复合年增长率接近6%。我国资产管理业务潜力巨大。截至2015年6月末，我国银行业类金融机构资产管理规模接近33万亿。证券期货经营机构资产管理规模也已突破30万亿。保险业总资产规模突破11万亿元。
加强资产管理业监管的理论基础
目前，欧美各国基本上都没有针对资产管理业务制定专门法律法规，相关监管措施散见于规范资本市场运作的各类法律文本中。各国资产管理业务监管重点在于防范由信息不对称产生的代理人道德风险，维护受托人利益。但伴随着资产管理业务规模的发展壮大以及与日俱增的市场影响，加强资产管理业监管逐渐进入发达经济体金融管理当局的视野。2013年9月，美国财政部金融研究办公室发布报告指出，规模高达53万亿美元的资产管理业处于高度集中状态，容易受到类似于压垮贝尔斯登和雷曼兄弟的银行式压力的冲击，进而可能对整体金融体系带来风险。
加强资产管理业务监管的理论逻辑在于资产管理业务及资产管理公司的脆弱性和外部性：
一是利润最大化倾向。长期利率的趋势性下降，以及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主要经济体国家规模庞大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进一步创造了低利率的金融环境，促使资产管理业务经理人投资于风险更高的金融资产。基于资产管理规模和销售规模的收费制度，直接与资产管理组合最大回报相挂钩，因而资产管理人利润最大化倾向与自身报酬最大化存在一致性，主观上鼓励其为追求更大利润回报去冒险，并迎合投资者对高回报的要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源于美国次贷危机发酵，此前资产管理机构通过CDS(Credit Default Swap，信用违约互换)和CDO(Collateral Debt Obligation，担保债务凭证)大量参与次级房贷衍生业务，助长了次贷业务的非理性增长。由此可见，资产管理行业利润最大化倾向与传统金融机构并无实质区别。
二是集中赎回风险。资产管理业也同样面临流动性问题。为获取最大化投资回报，资产管理人往往尽可能投资于流行性差的金融资产，这与银行将主要资金运用于非流动性资产殊途同归。但投资者在合同约定条件下赎回，将给资产管理人流动性管理带来巨大挑战。特别是公开募集机制向投资者提供的无限制赎回权将给资产管理人带来巨大挑战。在金融市场遭遇突发性内外部冲击时，投资者集中赎回将有可能形成资产管理产品的“挤兑”风险。2007年美国次贷风险加快暴露，由于RMBS(Residential Mortgage Backed Securities，住房抵押贷款支持债券)和CDO价格急剧下降，或出现有价无市现象，使购买了大量较低级别RMBS和CDO的对冲基金投资人赎回压力骤然增加，2007年7月19日美国贝尔斯登公司(Bear Stearns Cos。)旗下的两家对冲基金被迫关闭。
三是传染性风险。资产管理资金运用范围几乎囊括金融市场所有的金融工具与产品，交易对手涉及各类型金融机构，并成为金融体系交易网络的重要结点，既可能是金融风险源头，也容易成为金融风险传染中继站。当某种类型资产管理组合出现风险而面临赎回时，必将传染到相同类型资产管理组合，同时也会传染到资产管理组合涉及的交易对手金融机构。资产管理机构广泛参与金融市场资金融资，当某资产管理机构经营失败引发信用风险时，交易对手金融机构也将面临突发性风险冲击，进而通过金融风险传染提高了资产管理机构在金融市场的融资门槛，极端情况下可能会导致金融市场流动性枯竭。2008年，美国雷曼兄弟在谈判收购失败后宣布申请破产保护，就引发了全球金融海啸。
四是过度使用杠杆风险。为获取高额回报，资产管理人通过加杠杆广泛参与期货、期权、互换业务、证券融资、回购协议等业务，增加了金融市场运行不稳定性。1998年初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拥有40多亿美元资本，但通过加杠杆所持有的资产高达1200多亿美元。过高杠杆使得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对小概率事件发生缺乏风险缓释能力，因在债券市场做错了方向而导致公司破产。
五是高频交易风险。高频交易(High Frequency Trading)是利用计算机系统和复杂运算所主导的股票交易能在毫秒内自动完成大量买、卖和取消指令。高频交易一旦程序出错或人为疏忽都有可能对市场走势造成灾难性影响。2010年5月6日，道指“闪电崩盘”，最多暴跌超过千点，市值更瞬间蒸发逾8600亿美元，创美国股市有史以来最大单日盘中跌幅。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就导致当日暴跌的“异常交易”展开调查，高频交易被认为是罪魁祸首。股指跳水激发高频交易连锁反应，计算机以闪电般速度接连发出卖单，疯狂寻求止损，最终导致蓝筹股埃森哲公司等多只股票短时间内失去几乎100%市值。
我国资产管理业主要问题
一是资产管理混业运作与分业监管存在冲突。我国商业银行理财业务已完全摆脱分业监管限制，借助资产管理产品载体广泛参与资本市场业务、贷款业务。证券公司资产管理计划可以为上市公司大股东提供商业银行股票质押贷款的融资服务。保险公司资产管理计划可投资于资本市场，并为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融资支持。从当前我国银、证、保资产管理业务资金运用范围看，几乎没有实质性差异，基本具备“全能银行”特征，与现行金融分业监管形成巨大冲突。
二是资产管理规模扩张不受约束与资产管理机构风险资本抵补能力较弱存在冲突。如果按照“穿透”和“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分析，那么不难发现资产管理业务大体经营与传统金融机构类似业务。而传统金融机构均要面临严格资本约束，限制其业务规模盲目扩张。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各类资产管理业务基本没有资本约束，也无杠杆率限制，使得经营“类传统”金融业务的资产管理业务存在明显的监管不足。在现行监管规则下，资产管理机构很少的资本就可以将资产管理规模扩张到千倍以上。
三是资产管理“信托”本质与事实上“刚性兑付”存在冲突。资产管理本质上是信托业务，理论上只要在信托约定范围内严格履行业务，资产管理人就无须为资产组合风险承担责任。在实践中，我国资产管理业务却存在事实上的“刚性兑付”。此外，我国资产管理业务规范不足，不同行业资产管理业务投资者门槛差异较大，信息披露制度不规范，对资产管理人监督不足，多从事“资产池”运作。
四是资产管理风险隐性与金融市场风险显性存在冲突。当前我国资产管理业务运行风险隐性化。为规避金融分业限制，商业银行理财资金运作需要借助提供通道服务的第三方金融机构，作为名义上的受托资产管理人。但受托机构并不掌握持续充分的业务信息，也缺乏管理业务风险主动性。且资产管理业务交易结构设计日趋复杂，主要表现在参与金融机构地域分布的分散性和参与机构行业分布的广泛性，主要是为增加业务隐蔽性，来逃避分业监管和属地监管。但同时金融市场风险运行显性化，主要表现为我国不良贷款余额连续十四个季度上升，资本市场巨幅波动，资产管理产品兑付风险加快暴露。
加强我国资产管理业务监管的路径选择
一是资本监管。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金融稳定理事会、巴塞尔委员会提出要进一步加强资本监管。理论上资产管理机构不用承担资产运作失败风险。但在资产管理业务运作过程中，资产管理人客观上也需要资本来承担因为道德风险或操作风险而给受托人造成的经济损失。在某种程度上资本是其资产管理与运作能力的综合体现。按照“穿透”和“实质重于形式”原则，资产管理运作资产基础依然是传统资金融通业务，为体现公平竞争有必要对资产管理机构实施与传统金融机构相同的资本监管约束。对资产管理机构实施资本约束，可防止资产管理机构受托资产业务规模不受约束扩张，也避免资产管理机构过度使用杠杆及其他高风险金融工具，增加资产管理业务的稳定性，降低资产管理业务运作的系统性风险。在我国金融分业监管体制下，需要明确资产管理机构的法人主体地位，限定风险资产管理规模与注册资本的最高比率，统一资产管理机构监管主体。
二是行为监管。行为监管的主要任务是维护金融市场的公正和透明，监督金融机构对待消费者的行为，维持金融消费者信心。反思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中金融机构在销售产品过程中给消费者造成的伤害，各国加强了以保障金融消费者权益为核心的行为监管。资产管理业务是行为监管的重点。对资产管理业务实施及时有效的行为监管，可以减少受托人与管理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降低资产管理人冒险倾向和道德风险，保障受托人的合法利益。在我国，需要统一相同风险类型资产管理产品合格投资人条件，确定不同风险类型资产管理产品合格投资人门槛，完善资产管理产品定期与不定期信息披露制度，建立资产管理产品统一登记系统，加强投资者权益保护，出台投诉与纠纷处理程序以及救济赔偿机制。
三是风险监管。加强风险监管是金融监管常规内容。风险监管主要依靠非现场监管和现场监管两种方式。非现场监管，主要依靠监管指标来监测资产管理业务整体风险暴露状况，涉及流动性风险、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的敞口与比例，需要通过精心设置的监管指标来反映。现场监管需要监管当局深入资产管理业务实际，分析资产管理业务运作及风险形成机理，纠正并处罚资产管理人违法违规及违反合同约定行为。加强风险监管需要系列监管法律法规为支撑，并配合监管当局规范性文件，才能有效提升资产管理业务监管效率。
(作者为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博士)
原标题：资产管理业监管逻辑及路径选择
稿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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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北京10月11日电(记者华晔迪)“苹果Ring要来了，我们能围绕它做些什么？”
11日，环球资源秋季电子展上在香港开幕，数千家业内企业汇聚一堂。其中，来自中国的电子业者最热衷探讨的，依然是在苹果、三星这些业界翘楚引领的行业趋势下，有哪些可以“跟着喝汤”的商业机会。要实现从“跟随者”到“引领者”的身份转变，中国企业依然任重道远。
目前，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电子消费市场和产地，全球每三只智能手机中就至少有一只产自中国。
“背靠着巨大的市场和强大的产业实力，中国电子业者能更快了解需求，把握行业变化，因此理应产生对市场有最好理解、最具行业引领意义的创新成果。”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说。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发布的“国家创新指数报告”显示，中国研究与开发经费已超过日本升至世界第二，SCI论文数量仅次于美国。
然而，行业内引领性成果却极少出自中国企业。环球资源电子组总裁黄谭伟说，过去十余年，引领性创新几乎全部出自美、韩等海外企业。“不仅是智能手机、平板这些具有颠覆性影响力的产品，即便是手机外壳、车载电子这些技术含量并不高的领域，最夺人眼球的创新也多来自海外。”
问题出在哪呢？环球资源近期针对近四百名企业高管所作的调查结果显示：技术和产品创新是中国企业当前做得最好的领域，而在“互联网＋”大环境下显得尤为重要的商业模式创新领域，中国企业却显示出明显滞后性。
“很多中国企业不缺人才和技术，也不缺资金，缺的是一种勇于突破、开创性的思维模式，以及放眼长远的大格局。”先后服务过台湾、大陆企业及美国企业的深圳金泰克海外事业部总经理薇薇安简说，中国企业家有时急功近利，过于关注销量和利润，而忽视企业长期形象和核心竞争力的塑造。
多年来，中国一直扮演着“世界工厂”的角色，中国企业习惯按照外方需求生产。“现今，中国角色已经变化，作为最大的市场和生产基地，中国有能力去研究市场、创新产品、发掘需求。只要思维模式能够顺势而变，中国企业有条件也有实力成为创新引领者。”薇薇安简说。
普华永道思略特咨询公司大中华区总裁徐沪初说，在“互联网＋”的大环境下，如果能够把传统优势和互联网所带来的商业模式创新结合在一起，中国企业将可以实现突破性发展。
令人欣喜的是，诸如华为、小米等中国企业已认识到这一点，不再满足于做“跟随者”。
薇薇安简注意到，中国政府正以空前力度鼓励“创业创新”，鼓励企业走创新发展道路，大环境也将加快中国企业成为创新引领者这一进程。
“要成为引领者，肯定有一条曲折的路要走。”黄谭伟说，要完善鼓励创新环境，要健全公平竞争的市场，要逐步塑造“中国创新”在人们心中的印象。“中国已经在路上。”
原标题：新闻分析：中国消费电子产业何时能成为引领者？
稿源：新华网
作者：华晔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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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岁的弗格森非常享受现在的退休生活，但他在近日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透露，自己其实是为了妻子才选择于2013年告别曼联。另外，他还表示自己看好吉格斯日后成为“红魔”主帅。
在自己的新书《领导者》22日出版前一天，弗格森接受了记者的专访。说起两年前在老特拉福德挥手作别，爵爷表示退休的原因并非如他一直所说的“我的身体一旦有什么不对劲，我会立刻退休”，而是因为家庭的变故。
“我妻子的姐姐去世后，她感到非常孤单，家里的气氛变了，我于是决定退休，我也知道她会欢迎我的决定，因为此前很多次，每当我提出退休时，她会说：‘你不退休的话，会如何如何。 ’这次没有。我是2012年12月作出退休决定的，但始终没有对外公布，第二年4月一开始，我们的成绩非常好，于是俱乐部就宣布了这个消息，自此后我就期待退休的那天。 ”
他说：“有些人是因为年龄退休，而我是因为家庭原因。我尽管期待退休，但我当时也考虑退休后一定不能无所事事，我退休后的确没有闲下来，有好多事情要做，欧足联、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曼联俱乐部、哈佛大学等都请我做很多事，这对我来说都是一些有意思的挑战。 ”
退休后的生活简单而忙碌，但弗格森称，很多时候一觉醒来，他仍会想念球场上的时光，想念球员和球场内外的所有工作人员，他把每个人当成大家庭的成员。“我最想念的还是比赛，尽管我现在仍然随时可以去现场观看比赛。 ”
说起自己钦点的继任者莫耶斯，尽管弗爵爷没有正面回答莫耶斯在曼联的失败经历，但当被问到主教练在球队中扮演的角色时，他还是从侧面透露出对曼联决策层解雇莫耶斯的不满。
“在一个优秀的俱乐部里，主教练永远是最重要的人。主教练是足球理念的诠释者，这也是俱乐部聘用主教练的原因。我永远无法理解为什么一个俱乐部聘用一名主教练一年后就解雇了他，我认为这是不健康的，从我本身在曼联的经历就可以证明，让一名主教练长期供职的决策是成功的。 ”弗格森说。
“我认为主教练的工作必须保持连续性。一旦主教练的位置固定下来，俱乐部中的每个人，尤其是球员，最终都会将这种稳定性在球场上表现出来。 ”他接着说。
至于将来谁是曼联的领导者，他明确给出了一个名字：吉格斯。“吉格斯将最终成为一名顶级的主教练！ ”
弗格森还建议所有球员都应该像他本人一样，从年轻时就开始做好担任教练的准备，由于英超俱乐部大部分聘请外籍教练，他建言英足总反思教练培训体系。“如果你想成为一名教练，就应该像我一样，年轻时就去拿下教练证书，不要在退役后才想这件事。我23岁时就拿到了所有的教练证书，我当时每个夏天都去参加教练培训，我早就为担任教练做好了准备。 ” 据新华社
原标题：弗格森：退休只为妻子不孤单一直没有闲下来
稿源：中国广播网
作者： mi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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